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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1页）

更令人惊叹的是发表他这些文章的那么多报纸杂志。对于这种异想天开的“史实”，刊登前和刊登后都没有征询过我这个当事人的意见，甚至连发表的报刊都从来没有寄过。从上海到全国，所有发表类似诽谤文章的报刊都是这样，连一些号称 “知识分子良心”的著名报刊也无一例外，更不待说那些很少谈文学的文学报刊了。中国大陆报刊的管理体制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产生“对立制衡”，从发表的第一天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并由此联动全国。这就是说，它们已经动用公权力完成了一宗全国规模的严重诬陷事件的全部程序，却不愿意对被诬陷者“询问”一句半句。这便是我们的新闻法则吗？

那么，我就拿这件命案起诉吧。

起诉的法院，当然是选当年墓地和隔离室之间半道上的那一家。

起诉的时间，选在年迈的爸爸缠着渗血的绷带穿起那套旧制服引起我惊悚回忆的那天之后。

一九六八年冬天我拿着白花缩肩跺脚的地方，现在有了一溜高高的台阶。

走完台阶，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衣着潦草的古先生。

我坐在原告席上，他坐在被告席上。这是我第一次进法庭。

按照诉讼规则，有一些例行程序，然后是双方代理人陈词。一听，对方绕来绕去，想避开孙维世命案。

鲍律师说得很少，他温文尔雅地询问被告：“胡锡涛先生写那篇文章时，孙维世早就去世，天下有什么文章能对一个已经死亡很久的人造成「致命打击」，让她再死一次呢？胡锡涛先生写那篇文章时，余秋雨先生一直在外地农场劳动，从来没有回过上海，他是怎么参与的呢？”

没有回答。

鲍律师又说 ：“你所写的这件事情，你本人未曾参与，也没有其它证人证言，那么，我要问，在你公开发表这个臆想式的结论前，有没有向最主要的当事人胡锡涛先生作过调查？有没有向经历此事始末的上海戏剧电影界的五个专业人员和文汇报社的五个编辑人员作过调查？有没有向被你认为受到「致命打击」的孙维世生前所在单位的任何一个人作过调查？有没有对余秋雨先生本人作过调查？有没有对当时与他一起在外地农场劳动的数百名见证人中的任何一位作过调查？”

被告立即高声回答：“如果我研究李白，难道要回到唐代，向李白本人调查吗？”

他为自己的雄辩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