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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六县大辩论（第8页）

徽州府心想，得，我过不好年，你们谁也别想过好。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提公文，态度前所未有地严厉：“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星火申报，毋徒执词混扰，致碍转夺，此系至紧事理，难容延缓，如违，提究该吏不贷。“要求五县把县存档案都上交，不许拖延，不许不给。

按说这会儿距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不到，按中国人传统，有什么事过完年再说。现在徽州府连这个传统都不顾了，看得出来，知府是真急眼了。

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婺源知县吴琯再一次披挂上阵。

吴琯这一次，带来了更犀利的武器，死死盯住帅嘉谟的几个论点咬。第一，帅嘉谟说“人丁丝绢”和“夏税生丝”折算出的数字不对。

他算错了！

乙已改科，是在当年四月一日发生的。歙县一共亏欠9766石9斗3升6勺—这个数字估计是一个处女座的人查出来的，所以针对该县轻租民田3646顷，每亩额外征发四钱生丝。这笔赋税，在洪武年间正式记入黄册档案。

而按照当时的折率，生丝1两折麦7升。歙县亏补的9766石9斗3升6勺麦子，补生丝9041斤，算下来正好是7升麦子补丝1两。完全对得上。（原始资料即如此。）

吴琯还顾嘴嘲讽了一句，这事帅嘉谟你怎么能拿银子来算？国初到现在，银钱变化太大，根本无法做参考。你可真外行。

第二，帅嘉谟说，《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征收“人丁丝绢”8780匹，没说具体由哪个县交，那么当然是六县均摊，否则该注明是歙县独输。

他弄错了！

此前陈履已经举了不少反例，这次吴琯准备了更充分的“弹药”。

浙江的“夏税丝绵”，是从杭州等八府征收，温、台、处三府不用缴。但《大明会典》里只写浙江布政司征“夏税丝绵”，为什么不注明杭州等八府呢？

因为这是《大明会典》的写作原则：在直隶，言府而不言县；在各布政司，则言省而不言府。如果事事注明，《大明会典》得多厚啊？

再说帅嘉谟举的那两个例子—常州府茶叶注明产自宜兴、宁国府木瓜注明产自宣城，那是特产贡品好吧！跟田赋有什么关系？

第三，帅嘉谟曾经提出一个理论：歙县亏欠夏麦的同时，其他五县也亏欠，六县亏欠的总额，恰好与“人丁丝绢”的税额对得上。

他算错了！

吴琯对这个疑点，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

乙已改科之前，歙县产麦19，632石，产米17，688石；婺源产麦8315石，产米8315石。次年歙县产麦亏欠的同时，婺源产麦8000石，确实亏欠300石麦，但是大米丰收了，远比8315石要高，所以根本不需要补麦，自然更不需要转嫁到歙县头上。